袁熙不得不承认，他虽然想要尽量限制士族，但在如今的历史环境下，完全消灭士族是不可能的，毕竟在这通信交通都不完善的时代，没有强有力的组织，无论是面对灾害和外敌入侵，底层民众应对风险的能力更低。

仅以御寒为例，即使在棉衣大规模普及的宋明，北方遭遇雪灾，道路封堵十天以上的，流传下来的记载中，死亡人数都超过了十之二三。

古代低下的生活条件，应对天灾**的抵御能力极差，这种情况下，大部分时候根本等不到外来力量救灾，只能当地自救，这考验的是当地的动员能力。

袁熙派驻到村镇的官吏，最多也只能起到发布命令，调配物资的作用，但粮食柴火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还是需要依靠当地所有家户，尤其是富户。

对此他也不得不做了妥协，相对于禁止卖官，他也没有将通道完全堵死，而是对在灾害中捐出钱粮的大户，也有相应的奖励，例如没有封地的虚爵，算是后世慈善变种。

政治是很复杂的，作为妥协的艺术，不是说光靠刀兵就能解决所有问题，之后武力为尊的五胡乱华中频繁改朝换代也证明了这一点，谁破坏规则对他人举刀，最后的刀终究会落到自己头上。

有人说历史最大的教训，便是人类没有从中吸取教训，这句话有些偏颇，起码对历史极为看重的华夏人，其实一直在不断寻找着新的道路，有时候看着是在开倒车，其实细节上的手段和目的有着关键性的不同。

就像皇权代表的中央集权，和代表底层管理权的世家大族之间的争斗，便持续了两千多年，其中两边都无数次改变策略，便是为了寻找一个理想中的平衡点。

周代商用分封制制造了大大小小的诸侯，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动荡，秦统一六国首次明确出现了天下大一统的思想。

但秦没有来得及消灭六国贵族，便在其和军功规则反扑下灭亡，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军功授爵在和平年代失去了作用，严刑峻法又导致这些贵族封爵清零，自然很不满意，便趁着农民起义的机会裹挟造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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